放開電信準入比放開價格更重要

　最近，工業和信息化部、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發布《關于電信業務資費實行市場調節價的通告》明確提出，放開所有電信業務資費并且廢止了涉及電信資費審批的相關文件，無疑是市場化改革的一個重大進步，尤其是在服務領域改革的一個重大進展。

　　這次改革對包括固定和移動的本地、長途、漫游語音，短消息，數據業務等所有電信業務資費均實行市場調節價，電信企業可以自主制定具體資費結構、 資費標準和計費方式。聯系到最近藥品價格改革等一系列價格改革舉措，可以說我國進入到又一次集中理順價格的改革期，放開價格成為基本趨勢。

　　當前我國大部分制造業產品的價格已實現了市場決定，工業化生產面臨著市場競爭的挑戰。相對來說，服務業領域相當多的價格仍然被行政管控。電信、 教育、醫療等領域，都存在這方面的突出問題。服務價格管控，一方面使得社會的服務需求很難有效地傳導到市場上，另一方面使服務投資的合理回報受到抑制，最 終結果就是服務供給與需求的缺口不斷加大。

　　電信領域通過這些年改革，尤其是三網融合后，三大運營商之間還存在一定的寡頭競爭，市場化程度還相對較高。而教育、醫療等領域問題尤其突出。理 順服務價格，成為市場化改革的關鍵所在。這次以電信為突破，理順服務價格，有助于全面激活運營商之間的市場競爭，使消費者具有更大的決定權，對消費者來說 是個重大利好。從長期看，對電信領域也是一個重大利好。

　　但是，在鼓勵與支持電信價格放開的同時，我們也要客觀看到，價格改革僅僅是市場決定的一部分，遠不是全部。當前各方對放開價格的一個擔心是，三大運營商在產權上均為國有控股，很容易形成價格共謀。

　　一旦出現這種情況，有可能出現電信價格放開后反而上漲。從我國改革實踐看，這種情況并不是沒有出現過。要防止這種“偽競爭”的出現，關鍵在于引入外部鯰魚，在于有效打破社會資本投資電信的準入門檻，形成真正的多主體的競爭格局。

　　社會資本是典型的誰投資、誰受益、誰承擔風險。只要放開門檻，社會資本就可能形成進入的預期，不管社會資本進入與否，都將給現有的市場主體帶來潛在的競爭壓力。比如，4G是一個新興的市場，完全可以全面向社會資本放開。

　　從經濟生活實踐看，市場決定有很多要義，但最基本的要義至少包括市場主體決定產品和服務價格，包括市場主體決定是否進入某一領域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價格改革和準入放開，是市場決定的“兩翼”。單翼無法起飛，只有兩翼齊展，改革方能突破。

　　(本文作者介紹：中國(海南)改革發展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。)